在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历史过程中，我既为新中国历经磨难坎坷终将建国立业欢欣鼓舞，也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领域艰辛的探索之路感动。这段历史给我印象最深刻也最不能释怀的是1966年5月——1976年10月发动的以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、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”为初衷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这场革命之所以冠以“文化”二字，是因为他是由文化领域的“批判”引发的。

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的姚文元《评新编历史剧<海瑞罢官>》一文是引发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导火线”。毛泽东说《海瑞罢官》的要害问题是“罢官”，这使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，由此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。

我们学现当代文学，当代文学的一大批文学大家在“文革”中惨遭迫害，不能不说是时代之殇。前段时间看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岳南耗时8年写就的长篇纪实作品《南渡北归》之《南渡》《北归》《离别》三部曲，书中描述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学术命运，也是这批杰出学人在“文革”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。不得不为这些经历千难万险没有死于抗战而死于“文革”的大师，以及这个民族在文化、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。

抗战胜利后，流亡的知识分子真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。然而，经过了零星而短暂的好时光，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，不是欢欣与笑脸，而是阴云笼罩与血肉横飞的内战硝烟以及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阴霾。这批知识分子在这个翻云覆雨的大变局前后，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。胡适、梅贻琦、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钱穆、毛子水等大师，携家带口，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，越过台湾海峡，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；陈寅恪、叶企孙、饶毓泰、曾昭抡、吴宓等一批大师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哀婉地离去，身后情境凄凉；向达、汪篯、俞大絪、陈梦家、傅乐焕、穆旦等其晚境更令人唏嘘——投湖、上吊、吞毒、冤狱，不绝。

陈寅恪通晓十几种外国文字，37岁即成为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，被学术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之“大师中的大师”。正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在1957年“反右”之后厄运连连，“文革”中更是惨遭荼毒。

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由赵萝蕤担纲，另有俞大絪、胡稼贻、吴兴华3位教师，1948年年末，在国共即将易鼎之际，俞大絪据绝其兄、国民党交通部长俞大维派飞机“抢救”，毅然决定与丈夫曾昭抡留在北平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其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。

1966年8月24日夜，俞大絪无法忍受污辱，服大量安眠药自杀，成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。

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是曾国藩重孙、著名化学家，曾任北大教务长、高教部副部长等职。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职，翌年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“政治上改造，工作上使用”。俞大絪的死讯传到武汉，已患癌症的曾昭抡当场昏倒。后于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。

赵萝蕤的丈夫、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陈梦家，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与污辱，于1966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，后又于9月3日在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上吊自缢。

十年“文革”开刀祭旗的第一人——因《海瑞罢官》而落难的吴晗，死的时候，头发被批斗者拔光，牙齿被打掉，屎拉在裤子里。

十年文革，据不完全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172万，被迫害、自杀的文化名人就多达百十余名。大师远去了，隐匿于历史的岚山雾海之中。延续千年的传统弦歌不再，道德根系几乎彻底断裂，学术进程自源头始停滞，教书育人的灯火黯淡。大师们当年之“续命河汾之志”成为一曲苍凉的绝响。大师之后再无大师。人们看到的只是飘渺于天地间几缕忽明忽暗跳跃着的香火——这便是“文革”为中国文化学术结成的一个恶果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在探求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。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。历史再一次证明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，以未曾相见的形式，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、政策、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。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：“二十年的经验，尤其是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不改革不行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政策不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张一弘